1948年，美国记者韩丁在北方大学执教期间，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了山西长治张庄的土地改革运动。回到美国后，韩丁根据在张庄收集到的资料，撰写出《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一书，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农村的土地改革，“揭示中国伟大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的本质”。1966年，该书一经出版就引起很大反响，不久被翻译成多国语言，推动了西方人对中国革命的理解和认知。

　　“不了解土地问题，就不能了解中国革命”

　　韩丁发现“翻身”是中国革命创造的一个重要词汇，他认为这对于旧中国几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来说“意味着站起来，打碎地主的枷锁，获得土地、牲畜、农具和房屋”，以及破除迷信、地位的变化等，他将书名定为《翻身》，旨在向大家叙述“张庄农民怎样建立一个新世界的经过”。韩丁强调，张庄土改的历史对于今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不了解土地问题，就不能了解中国革命，而不了解中国革命，也就不能了解今日的世界”。

　　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中国共产党在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全国土地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并于10月公布实施，为各解放区土地改革提供了斗争纲领。韩丁认为，《中国土地法大纲》在中国解放战争期间的作用，“恰如林肯的《黑奴解放宣言》在一八六一年至一八六五年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的作用……无偿地解放了价值三十亿美元的奴隶”，《中国土地法大纲》通过“无偿地没收了价值二百亿美元的土地……把战争的主要目标从保卫解放区转移到在全国范围内打倒地主和买办阶级，促使了蒋军大批地向人民解放军投诚”，鼓舞了全国各阶层的革命斗志。

　　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列强勾结封建买办势力，侵占中国大量土地，并以出租和雇工经营的方式，对贫苦农民进行残酷剥削。韩丁强调，尽管中国农民也在通过各种方式不断抗争，但是囿于农民政治力量有着“普遍存在的个人主义”“缺乏远大目光”“行动上的急性病”等弱点，所以一直无法改变受压迫的境遇。韩丁从西方人的视角对中国社会进行观察和分析，发现“无产阶级领导”是群众“对腐朽无能的统治者和外来侵略者进行斗争”的重要保证，由于中国共产党具备“预料和指明转折点的能力”，“努力研究一切有关的社会现象”，所以“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人民的斗争是很有可能要失败的”。

　　韩丁认为，中国共产党施行的“耕者有其田”政策是“变革中国的一个必要步骤”，也是推翻旧社会，建立独立的现代化工业社会的关键。正因土地革命“满足了农民对于土地的需要”，促使“前线和后方的老百姓普遍激发出一种任何恐怖都难以动摇、任何挫折都难以阻挠的决心”。他观察到，周围的“共产党员把公众的利益摆在私人利益之上，把长远利益放在眼前利益之上，把全局利益放在局部利益之上”，农民愿意接受他们的思想指引，变自发的行动为有指导的行动，“把自己从自然和社会力量的被动的受害者，转变为一个新世界的积极的建设者”。团结是农民对付剥削阶级的基本武器，而农民之所以能使用这个武器，“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有了共产党的领导”。

　　“还数解放以后日子好过”

　　在旧中国的农村，地主阶级“征收高额地租，豢养家丁”，贫苦农民却“让苛捐杂税夺去他们的大部分收成”，加上高额地租的剥削，农民连最基本的生活条件甚至都无法得到保障。在与村民的交流中，韩丁得知富农郭福旺和郭春旺是张庄“最凶狠的雇主”，即便在灾荒年间，他们对佃户们也毫不留情。在1942年的灾荒中，苗家弟兄打下的粮食还不够自己糊口，郭春旺却硬要他们把租子交齐，交租后“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充饥”。

　　韩丁了解到，地主申金河是张庄的首富，拥有“一百四十亩好地”，收入比最富裕的中农还多好几倍。农民申发良为了抵偿他父亲欠下的八块多钱，从十四岁就到申金河家中当长工，但是申发良努力劳动几年后，不仅未能还清欠款，原先“八块多的债反倒成了三十多块”。经过土改，张庄的民众“已经彻底摆脱了债务的束缚”，从前“必须依靠当长工或租种土地维持生活的农民，现在变为能够依靠自己的土地过活了”。申发良不仅分到了田地和房子，而且“只要出力干活，打下粮食全都归到自家瓮里”，他向韩丁感慨道“还数解放以后日子好过”。韩丁发觉，其他“翻身”的农民也有同样的心情，村里“形成了不寻常的幸福气氛”，许多贫农效仿八路军的习惯彼此称呼“同志”，打招呼从过去“吃了吗”变为“翻身了吗”，土改带来的这些转变“使他们生平第一次感觉到多少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了”。

　　农民在土改中不仅改善了经济处境，还在政治上“翻了身”。韩丁接触到的中共领导干部，“没有中国的旧式官僚那种架子”，就像“一个埋头苦干的农民那样热情开朗”。他认为，“共产党人的领导作用，不是靠强制，也不是靠特权，而是靠说服教育，靠全体党员积极参加村里日常工作来实现的。”新的乡村政权正式成立之前，农民参与政治的主要方式是参加农会、贫农团等组织，大家通过朴素的方式参与选举、监督干部，表达自身诉求。随着村人民代表大会的建立，韩丁注意到，张庄的村人民代表大会中有23个代表“都是跟共产党没有任何关系的普通农民”，他们是因“在村里所起的作用而被左邻右舍选上的”，村民们“把全村最积极、最信得过、最优秀和最肯干的人选为带头人了”。

　　土改运动的展开，让“过去那些在旧制度下被动的、不声不响的受害者，越来越广泛地被推到积极的政治生活中来，发挥出他们的从未料想到的才能”。共产党让在旧社会饱受剥削和压迫的农民，一跃成为了新政权的主人。

　　“确实提高了社会生产力”

　　韩丁在对张庄的调研中，思考了旧中国农村生产力为何难以发展的问题。他认为，缺乏资金的农民们，借债“主要是为了应付丧葬、疾病、春荒等紧急花费，而不是用于发展生产”，无益于促进农业生产。虽然地主阶级拥有资金，但他们不愿意“买农家肥料、培育优良品种、改革农具”，“地主们都将多余的粮食换成银元，埋藏在地下”，这种行为“只会加深和延长经济的停滞，使急需得到发展的乡村不能利用仅有的一点资本”。在土改中，中共把解决贷款问题作为维护农民利益的重要方面。韩丁发现，当地合作社或者新组织起来的县人民信用社能够向农民提供贷款，“信用社的主任和职员不是坐等农民找上门来借钱，而是亲自走访附近的乡村，直接调查农民的需要”，把资金交到那些最需要的人手中。张庄的村民感慨：“政府真关心我们老百姓。这次信用社又把钱直接贷到我们手里，帮我们解决问题，我们保证一定要尽最大努力生产。”

　　土改推动了农村生产力的解放，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热情。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土地问题会议，原则通过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标志着土地政策开始由抗战以来的减租减息，向分配地主土地转变。韩丁了解到，张庄经过1946年夏秋两季的分地斗争，“贫农获得了大约四百八十亩可耕地和几十间房屋”，两百户村民每家分得约四十块银元，“相当于一个雇农一年的收入”。农民们将分到的钱财立即购置生产资料，村里的牲畜数目急剧增长，大车、犁、耧等各类农具也增加了不少。韩丁认为，“分配财产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只有生产运动的胜利，才能使人们普遍幸福，才能大力支援在前方保卫革命的军队，才能在经济上战胜蒋介石的封锁。”

　　韩丁将张庄在土改后的生产发展，归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农民终于有了土地和劳动工具，生产的粮食归自己所有，不再是流入地主或高利贷者的仓库，大家生产积极性得到激发。另一方面，“各级党委、行政部门、财政机关和各级群众团体制订的政策和坚定的组织工作”，“组织起来推翻封建主义，组织起来增加生产”，也促进了生产的繁荣。

　　正如韩丁所言，中国数以万计的像张庄这样的村庄，在土改中逐步地走上“翻身的康庄大道”。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时期领导的土地改革，让在旧社会饱受封建剥削和压迫的贫苦农民，不仅获得了土地和生产工具，而且在政治上实现了翻身做主，汇聚起广泛的革命力量，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进程。

　　李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