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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乎政术,存乎劝戒” ——《群书治要》的编撰及其要略

时间:2021-06-28 来源:学习时报

  谷文国

  《群书治要》是唐太宗于贞观初年命魏徵等人编撰的治世宝典,凝聚了古人治国理政的宝贵智慧,对于“贞观之治”盛世的开创有着直接影响,被誉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之精华。魏徵在序文中说,此书的编撰“爰自六经,讫乎诸子”,共选用六十六种典籍,按照经、史、子三部分类法来取材和整合,对于人们有效地阅读《群书治要》,洞悉其中蕴藏的修齐治平之道,提供了可资依循的指引。

  稽古致治:《群书治要》的编撰缘由

  《群书治要》一书的编撰,既非一蹴而就,也非随意剪裁,而是有着鲜明的现实关怀。唐太宗即位之后,深感创业不易,守成更难,于是推行偃武修文、与民生息的政策。考虑到古代遗留下的典籍卷帙浩繁,为政者既不易于通读,又难于知其大本大要,为了更好地镜鉴历代得失成败,明了历史治乱兴衰之道,进而用之于治国理政,唐太宗下诏命魏徵、虞世南、褚亮和萧德言等人编撰《群书治要》,缀叙治道大略,以备随时阅览。

  据魏徵所言,《群书治要》取材自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古籍,时间跨度上始于五帝,下至于晋代,涵盖了古人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髓,凡五十余万字,因“本求治要,故以《治要》为名”。全书收录典籍六十六种,皆以救弊于一时,寻究平治天下之道。此书于贞观五年编成,唐太宗看后称赞说“观所撰书,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朕致治稽古,临事不惑”,又说阅读此书“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堪称资政巨著,命人缮写十余部分赐太子及诸王,以作施政参考之用。

  弘文崇贤:《群书治要》的编撰背景

  隋唐之际,儒家思想经历了一番新的重构和整合。传世的九经、十二经、十三经逐步确立,《五经正义》次第编撰,包括六学二馆的设立等等,对当时及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里面有很多举措是在贞观之际完成的,被后世史家赞为“儒学之兴,古昔未有”,展现了贞观一朝重视教化的重要一面。据《旧唐书·志·经籍上》所载,唐太宗一方面下令搜集散佚在民间的古代典籍;另一方面,又命魏徵等人对这些典籍进行汇校和整理,使得各方面的书籍渐次完备齐全,为此后自上而下地推行教化奠定了良好基础。

  除了经典典籍的编撰之外,唐太宗还建立六学二馆,从制度上加以强化。六学即国子监统辖下的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和算学,二馆即弘文馆和崇文馆。两馆都注重经书典籍的整理和修订以及教授生徒。每逢朝廷上有重要制度的改革,还可以参与议定。其目的就在于笃厚风俗,化成天下。在史鉴方面,太宗曾谓:“朕观前代书,彰善祛恶,足为后世鉴。”故又命人修史,希望从中能吸取前代兴衰成败的教训,避免重蹈覆辙的危险,此足可看到贞观一朝的文治之风。《贞观礼》《五礼》《五经正义》等重要典籍的编撰,以及二馆的建置,为《群书治要》的顺利编撰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使这部规模宏大的治世宝典得以贯彻和落实用之于治世的初衷。

  广博切要:《群书治要》的编撰体例

  《群书治要》按照经、史、子的顺序编撰,次第谨严,便于寻究,被誉为“次经之书”。魏徵在《群书治要》序文中说,“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有着鲜明的经世致用取向。《群书治要》经部选了十二种典籍,如《周易》《尚书》《毛诗》《周书》《国语》《孔子家语》等,其根本目的在于“先明道之所以立,而后知政之所以行;先寻教之所以设,而后得学之所归”。读之能令人见本知末,原始要终。简言之,要以经为本,先明了大道,然后再以道治国。

  从史部来看,《群书治要》选取了以下史书:《史记》《吴越春秋》《汉书》《后汉书》《魏志》《蜀志》《吴志》《晋书》,共有二十一卷之多,所占比例最大,旨在为唐太宗的治国理政提供可资劝戒的历史经验教训,以期达到闻者足戒、简而易从的效果。《群书治要》子部选了四十八种典籍,囊括了唐以前可以见到的有代表性的诸子著作,如法家类的《商君子》《韩子》、道家类的《老子》《庄子》、杂家类的《吕氏春秋》《淮南子》等,足以说明其视野是宽阔的,只要能有利于治国平天下,一概可以取用。比如法家,魏徵认为“法者,人君所以禁淫慝,齐不轨,而辅于治者也”,意思是说,法可以使人君禁止邪恶,整齐法度,进而辅助自己治理国家。杂家之类的著作,兼有儒墨之道,能汇通百家的意旨,使人能获悉福祸存亡之道,也可以为人君治国所用。正如魏徵在《隋书》中所说:“夫仁义礼智,所以治国也,方技数术,所以治身也。”

  总而言之,经、史、子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视域中有其独特的魅力和内涵,这种分类法本身也足以说明其并非只具有单纯的目录学功能。立足于中国固有的学术传统和思想脉络,从经、史、子三部分类的角度探究《群书治要》的编撰体例和主旨,并进而阐释其蕴藏的明道立政、弘德治世的思想,领会“其务乎政术,存乎劝戒”“昭德塞违,劝善惩恶”的深刻用意,不仅可以日用日新,也能助推其当代价值的彰显和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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